翻译活动的本质与翻译人才的培养
——柯平教授访谈录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华东
摘要：本文是对南京大学柯平教授的访谈。访谈围绕新兴的翻译硕士（MTI）人才培养展开，涉及很多翻译热点话题。柯平教授认为，除了中外文功底外，学生学习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把翻译活动误解为简单的表面的符号转换，一是缺乏求实的做事方式。他认为，翻译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信息传递，因而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需要学生以求实的精神，去考察原文在现实世界中的所指，并针对译语接受者的特点对译语进行艺术化的调整、处理和解释。柯教授还对翻译学科中如何搞研究、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包括哪些授课内容、如何搞好翻译师资评价和管理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关键词：翻译；本质；翻译硕士；人才培养；计算机辅助翻译
柯平教授常年任教于南京大学，兼任江苏省译协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他主要教授本科翻译课程以及“对比语言学”、“翻译研究导论”和“语言和翻译技术”等研究生学位课程。他的专著《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是国内翻译研究者在翻译教学与研究系统化方面所作的最早尝试之一。该书先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书林出版公司出版，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地有着广泛影响。他所著的《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是国内第一本用英文写成的英汉语对比研究著作，已被国内20多所高校选作英语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参考书。他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和核心期刊（如Babel、META、《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语文》等）上发表了近30篇中文与英文论文，其中一些论文的学术水平在本学科领域中居领先地位，在国内外均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他应国际著名翻译学者Mona Baker 教授之邀，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撰稿人，为英文《Routledge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撰写了长篇条目“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
我在1998-2001年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次通过老师介绍间接接触柯平老师。当时读他撰写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和《对比语言学》，以为他是个老先生。2005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英语专业四级考试阅卷时见到了他本人，大吃一惊，感觉比想象中年轻很多。当时他谈到了自己在搞的英汉语新词语料库，我不禁心生崇敬之心：要知道，在我国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传统下培养起来的学者，对于语料库等涉及计算机语言学的知识接触不多，能动手亲自搞语料库研究的就更少了。而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后较早考入大学，在毕业后从事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已硕果累累且受到业内认可的学者，柯老师仍然执着地保持着对于语言研究新技术前沿的兴趣，怎么不令人钦佩并神往呢？当时我们约定我博士毕业后以申请博士后名义赴南京大学追随他学习语料库语言学，岂料好事多磨，直到2010年我才获得这个机会。
在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跟柯老师听了两门课：一门是“翻译研究导论”，一门“语言和翻译技术”。我原来的学术方向是语言学和文体学，对于翻译一直是个门外汉，在如何搞翻译研究和教学等方面，脑子里一直有很多疑问想向柯老师请教。于是我就打算有机会专门对柯老师做一次访谈。令人高兴的是，柯老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于是，2012年7月5日的午后，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西南侧的一个装饰风格带有民国情调的名为“半坡村”的咖啡馆里，我们开始了这次谈话。
一．个人翻译与教学之路
李华东（以下简称“李”）：您能否谈一谈您个人与翻译相关的学习、研究和教学经历？
柯平（以下简称“柯”）：我跟很多同行一样，都是从本科开始上翻译课的。我的翻译实践也是从大学开始的。翻译了一些小说，在当时北京的一些文艺期刊发表。大学毕业后开始翻译书，第一本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叫《西方艺术简史》。书虽然不是很厚，但由于是第一次做翻译，还是碰到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当时请朋友介绍，认识并请教了南京艺术学院教美术史的老师，同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也有很多书信往来，讨论翻译中的这些问题。对于其中一些问题的认识，美术编辑并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之间还会有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促使我对于翻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思考。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专名”的翻译。有些专名可以带形容词词尾。比如古希腊的一个地方叫“Doris”（常译为“多里斯”），带上形容词词尾就变成英文的“Dorian” 或者是“Doric”。这两个词都是从“Doris”来的，按照道理应该翻译成“多里斯”，如“多里斯的注释”、“多里斯部落”。但实际上翻译界不是这么做的。连美术编辑也认为应该翻译成“多利安”和“多里克”，如“多里克注释”、“多利安部落”。我当时就想这个问题：如果专名后缀也一定音译出来，那么“Italy”这个国家我们翻译成“意大利”，“Italian culture”是不是就应该翻译成“意大利安文化”了呢？当时我觉得编辑的观点有待商榷。这些争论促使我钻研翻译实践后面存在的一些原理性质的东西。
研究生期间我学的是语言学。当时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分文学和语言学两个方向。我做的学位论文是翻译方面的，而且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众所周知，我们翻译的是意义。我对于语义的文化相关性做了一些研究。研究生毕业后就到北京大学当老师。一开始教精读课，后来就开始教翻译。为了便于教学，写了一本书，就是《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后来又回到我的母校南京大学，主要还是教翻译。工作以后也有一些出国访学的经历。在英国的剑桥大学，美国的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总部都做过一些研究、翻译和教学工作。我大致的经历就是这样。
二．关于翻译的本质
李：您在翻译教学中遇到过主要问题有哪些？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柯：在多年的翻译教学工作中，我的确发现不同层次的学生在翻译学习中都存在一些问题。问题有很多方面。比较浅层的是语言方面的问题，比如，他们在外语和母语掌握方面存在一些空白和缺陷。这些表面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我觉得比较深层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翻译活动的理解有问题，另一个是做事的一般方式有问题。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那么好解决。
李：您说的翻译活动的理解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柯：学生对于翻译活动性质的理解跟我们翻译教学中所用的教材和授课教师给学生有意无意中传递的一种观念有关。这种观念就认为，翻译只是一种文字的转换活动，是两个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在今天的一些教材上面仍然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但我觉得，这种理解不符合翻译活动的真正性质和目的。翻译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做这样一种转换。如果纯粹是一种转换的话，那就是一种译电员的工作了，就如同把一封电报从电码译回到文字。但翻译要做的绝不仅仅是这样一种转换。它的目的是跨越语言和文化体系去传递信息，使得彼此不懂对方语言的人们互相交往，互相理解，可以沟通。转换只是其中一部分比较容易观察到的事情。一个好的译者不仅仅是一句句进行语码的简单转换，你会注意到他会做很多连接、补充甚至解释的工作。这样的一系列操作都是翻译活动的实质所要求的。它要沟通源语的发送者和目的语的接收者，使他们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但我们的一些翻译教材和老师授课中并没有给学生传递这样一种意识，所以学生以为翻译就是把原文符号转写过来。他并没有管原文的目的是什么，它实际描述的客观世界里面的事情是什么。这样的话，虽然从文字上或者符号上，原文已经变成目的语了，但由于他没有考虑源语的符号所指向的客观世界的情况、事物或者事实，也没有考虑原来说话人的目的，所以从接收者角度而言，他们听到的或读到的就不是很清楚的信息，甚至是错误的信息，或者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举个例子吧，中国的媒体经常把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FIA）组织的一个最高级别的车赛“Formula One”翻译成“一级方程式”。我估计这个翻译过程是这样的：译者先从词典上查“formula”，这个词的确有“方程式”这个意思，“one”是“一”他是知道的，于是就翻译成了“一级方程式”。这个译者根本不管英文符号“Formula One”指向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什么东西，也不去考虑他给出的这个替代符号“一级方程式”在真实的世界中指称对象是什么。众所周知，对于方程式，我们有两个相关概念。一个是方程式中未知数的数量，叫做“元”，另一个是未知数自乘的次数，就是“幂”，也叫做“次”。所以我们有“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之说。但方程式概念体系中，从未有过“级”这个概念。所以，所谓“一级方程式”在真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但由于有些人把翻译理解为简单的符号转换，所以，他碰到不知道的符号就查字典，然后根据字典就把符号转换过去。这就导致象“一级方程式”这样错误的译法。实际上，这里的“formula”指的是规则，是a set of rules。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FIA）为赛车制定了不同级别的规则，有一级规则，二级规则等。其中的一级规则是最高的，赛车的速度可以达到火车动车组的速度，每小时三百多公里，对汽车制造要求是最高的。所以，“Formula One”应该翻译成“一级规则车赛”，后面有“二级规则车赛”，“三级规则车赛”，以此类推。这种译法在现实世界中就有了自己指称的对象，也不会产生困惑。但有些译者不管，就产生了错误的翻译。学生如果这样翻译，毕业后到了实际的工作单位也这样译。比如我们的各大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也这样译。而今天的学生听到央视这样译，于是也这样对待翻译。但他们不知道，这种译法是错的。这种错误的终极来源是对于翻译活动实质的误解。正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所言，做翻译的时候，看完原文后我们应该退后一步，想一想原文所说到底在真实世界中是一个什么事情，它描述了真实世界中的什么情况。我们应该追问自己，而不能进行简单的符号转换。在此我给纽马克先生的话加一个注脚。我觉得，对原文进行简单的符号转换不叫翻译，那顶多叫做“搬字过纸”，把字从一张纸搬到另一张纸上来，而不去考虑原来那张纸上写了些什么。象“一级方程式”这样的翻译是自欺欺人。
第二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做事方式方面的。我们的同学在做事方式上面有很多问题。当然，有些问题不是上了大学才来的，而是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开始了。问题的核心就是没有求实的态度。缺少这种做事的习惯的话，不仅是翻译，做什么都做不好。拿刚才的例子来说，如果自己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你不能够随便从词典上找一个意思，随意组合成一个什么“一级方程式”。你得去查背景资料，查百科全书，查国际汽车协会的网页资料，你要去把这个东西搞清楚。这个是要费功夫的，但为了找到真相当然需要费功夫。而我们的同学普遍地缺少这种意识。不仅仅是学翻译的同学，其他专业的同学，比如做计算机软件的同学，也是一样，做的东西不能用。
李：这两个问题你跟学生谈吗？谈了有效果吗？
柯：当然谈。在上课当中，我会结合他们的具体专业问题跟他们谈。做讲座的时候我也谈。谈了之后有成效，认真学习的同学就会明白我谈的道理，自己实践的时候就能按照必要的步骤，一步步去完成他的工作，去找到真实的指称对象，找到相应的译文，或者找不到现成的译文时自己去创建一个可以说得通的译文。
三．关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科归属
李：1993年《中国翻译》曾登出湖南师大外语系张经浩的笔谈，题目是“翻译不是科学”。[1]2000年该刊登载劳陇文章“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 ”，该文回应一本书《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2]这两个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而翻译学也不是科学论，而是艺术论。其基本论据是翻译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实践性，创造性。而同一篇原文，往往产生不同的译文。而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客观性，规律性，系统性。持相反观点，认为翻译是科学的学者也不少。[3, 4]作为常年从事翻译研究、实践与教学的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的呢？
柯：科学的特点是求真，它关注的是客观的东西。艺术求美，它关注的是人。如果我们这么理解科学和艺术的话，我们就可以意识到，翻译既是科学的活动，又是艺术的活动。在传递信息的时候，我们译者面对的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这个信息是由一个发出者发送出来的，而且这个信息一般来说是清楚的，明确的，除非他故意要模糊处理。所以对于这个信息不可以说你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译者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清楚明确的信息客观地传递给目的语接受者。而另一方面，翻译是一个跨语言和文化的传通活动，译者要在语言不相通的人群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所以他必须要照顾到人的需要，主要是接受者的需要。他要想办法让源语发送者发出的信息能够按照发送者的目的和愿望传递到译语接受者那里去。他要做很多的调整工作，因为不同的语言就意味着不同的文化，而语言文化的差异会使得一些源语使用者群体认为不言自明的东西，一些只有一种解释的东西，在目的语使用者群体那里会表现出不同的意味，可能会被赋予不同的理解，甚至可能会被误解。这个时候，译者就要干预了。这个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沟通人，因而译者做的一些调整、处理和解释就是一种艺术了。我们会看到，一个好的译者，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注意的，做得很好的。必要的时候，当接受者会产生误解的时候，他会干预。这个干预就表现出一些艺术的特征。如果我们不考虑文本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本身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话，单就翻译活动本身而言，它既是一个艺术活动，又是一个科学活动。但首先是个科学活动。
李：从前，很多人认为翻译不是一门学科。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人统称为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而用翻译学（translatology）这个术语的相比之下就比较少。迄今为止，在我国学科分类架构中，翻译学仍是个三级学科，从属于一级学科语言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应用语言学。我们总体的学科分类是在不断调整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原来从属于一级学科哲学，后来被分离出来，被调整为与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1]。翻译教育地位近年来不断提升，出现了独立的翻译本科专业和翻译硕士（MTI）专业。您认为，随着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不断发展，翻译学有没有可能被从语言学中分离出来，被调整为一级学科？
柯：有这个可能。在业界和整个社会认识到人类所从事的某项活动成为一个体系，而它在社会生活中又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活动分离出来。跟十几年前相比，翻译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但在全世界范围内，翻译仍然被归入语言活动领域之中。比如在香港，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在政府中经常被称为“语言官员”，而在企业中则被称为“语言服务人员”，提供翻译服务的企业也被人称为“语言服务提供商”。
李：翻译领域一向重视实践活动。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如今很多老师和研究生在做翻译研究。但仍然有些争议，比如有人强调翻译的实践性，认为翻译研究没有用。以您的经验，一个好的翻译研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柯：其实翻译研究跟其他领域的研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任何领域的研究如果有价值的话，都应该能够帮助人们看到一些以前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看清楚的东西，从而增进人们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帮助人们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好的实践。还有，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应该能够产生很多相关的结果，帮助人们预测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是以后会出现的，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被否定掉的。用乔姆斯基的话表述，就是说科学研究不仅要有描述力，还需要有解释力。描述力就是帮助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有哪些方面我们没有注意到，通过研究能够更好地描述这个东西。解释力就是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除此之外，好的研究还应该有一定的预测力，即能够帮助人们预测什么样的东西以后可能证明是对的，或者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是对的，我们应该抛弃一些什么东西。拿翻译来说，一个好的研究应该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翻译是怎么一回事，翻译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对于从事翻译，学习翻译和教授翻译的人有一些启发。最好的研究应该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影响力。如果一个研究做不到这些，就很难说它有很多价值。翻译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活动。要做好翻译，一定要有正确的理念，对翻译活动有正确的认识，在这个正确的认识基础上，才能产生合理的方法。另一方面，做翻译的概念和理论研究的学者，如果根本不关注翻译实践活动本身，也很难说他们的研究最终能够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正面的结果，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翻译领域比在任何其他学科领域中都更为密切一些。总结一下，一个好的译者，应该有很好的翻译观念，对翻译应有合理的认识；而一个好的研究者，也一定会有实践方面的关注。当然，有些时候，这些认识和关注他们不一定有机会说出来，但肯定是应该有的。
李：我同意您的看法。正如一个写小说的人，他不一定会有明确的理论阐述，但对于一个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小说应该怎样写，他内心肯定是有数的。
柯：对。我现在带的一个研究生正在做这样一个题目。我是鼓励他做这个选题的，以前的学生没有做过。他把职业译者在工作过程中的思维过程，用有声思维法呈现出来。他再选一个没有受过翻译训练的外语专业的研究生，他在翻译中碰到问题是怎样思考，怎样解决的，这个思维过程也呈现出来。然后他再把两者进行比较。这个过程中一定可以看出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来，比如，一个职业译者是如何看待翻译活动的，他碰到问题会从什么角度去分析它，思考它，而学生译员碰到问题又是从什么方面去接近它，解决它。碰到一个答案，学生译员是通过什么方法辨别这是一个好的答案，而职业译员又是经过了什么过程之后才相信这是一个好的答案。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
李：这个研究进行到什么地步了？
柯：他已经进行到撰写详细大纲阶段。初步的实验已经做过了，并且已经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职业译者和学生译者主要差别不是在语言上的。在翻译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会碰到。职业译者一样会碰到很多他自己不懂的东西。但问题就是你怎样把不懂的东西变成你能懂的东西，你怎样针对问题去找到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法，在这个方面这个学生发现职业译者与学生译者差别非常大。
李：这个研究是不是属于个案研究（case study）呢？实验对象找了几个？
柯：找了几个职业译者，几个学生译者。这个研究对我们的翻译教学很有启发，因为我们翻译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学生译者很快地转化为职业译者，并缩短这个过程。职业译者是如何面对事物？他们怎么解决问题？怎样做事？这些东西我们要教给学生。
四．关于“语言和翻译技术”课程
李：您在南京大学为MTI专业学生开了一门课，名叫“语言和翻译技术”（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在其他大学通常给MTI专业学生开一门课叫做“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或者 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请问这两门课有什么不同？对于MTI学生而言，是应该让他们了解范围很宽的跟语言和翻译有关的信息技术呢？还是应该让他们学习掌握主要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更实用？
柯：开“语言和翻译技术”这门课是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做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把翻译研究生需要的几个方面的专业技能用比较有限的时间教给他们。机助翻译只是语言和翻译技术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机助翻译是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分支，实际上不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外延比之更广的概念是计算机翻译，因为后者包括机器翻译和机助翻译。但是一个好的译者，要对自己的专业有比较宽广的认识。如前所言，翻译要在一个更大的语言学科框架下面运作。在翻译中，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做的整个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一个语言活动，是语言传通活动。所以对于语言是怎么被用来传递信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是怎么被用来交际的，我们也要有相当的了解和把握。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计算机翻译，还要了解现代的语言研究成果，比如说语料库语言学、术语学。术语学中就有计算机术语学，计算机术语管理。这些都是用我们这个时代最新的技术手段来做的语言方面的工作。术语学跟翻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联合国旗下的一些国际组织，比如国际翻译家联盟，他们都是把译者跟术语工作者相提并论的。在国际组织中一般有翻译处，在翻译处下，会有很多科，比如中文科、俄文科、西班牙语科、阿拉伯语科等。跟这些平行的有一个术语科。这就说明，术语跟翻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我们光是知道翻译，而不了解术语，那我们翻译也是做不好的，因为翻译会涉及到大量的术语和专名。一般我们认为，术语研究是语言学领域内人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让译者能够同时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们就需要把它们都放到一个课程中来。这个课程看上去内容很庞杂，但可以用一个东西把它们穿在一起，那就是它们都是用计算机技术，都对于翻译有帮助。所以我用计算机技术这个线索，把翻译工作者需要的几个领域的几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串起来，整合成一门课程，用浓缩的方式教给他们。
我们国家翻译专业培养方案中很多课都没有开，比如说翻译系或者外语系很少有开术语管理或术语学的，开语料库语言学的也很少。但这些东西对于译者解决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语料库语言学，很多新出来的东西在词典上根本找不到。如果没有语料库的资源和使用方法，很多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所以语言和翻译技术这门课的几个方面的内容都是译者工作中需要的。另外，一些基础的东西也很重要。比如说，学生可能学过计算机基础课，但一个译者在计算机上给自己建立工作环境所需要的知识和方法在计算机概论这样的课上没学到。上我的课前大部分学生都跟我讲，怎么用计算机我们都是学过的。中学学过，大学也学过。但上过我的课后他们发现不是这样。我教的很多东西他们都知道，比如说数据库，但他们不会用数据库。但上过语料库语言学内容后他知道，噢，原来数据库跟我们翻译专业也是有关系的，不是仅仅用来搞人事财务管理的。语料库就是个语言数据库。我们用它是让它为我们干活的。所以这些基础的东西也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里设立了一个基础模块，其中就包括个人计算环境的建立。这个计算环境是指语言和翻译工作者的个人计算环境，不是泛泛而论的。你在家里给孩子建立一个计算环境比较简单，但我们讲的是语言和翻译工作者的个人计算环境的建立、维护和安全。为什么除了建立，我们还要提维护和安全？因为我发现，我们太多的同学没有维护自己计算环境的意识，自己的计算机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工作起来速度奇慢，被外来入侵后自己全然不知。就有个同学反映，自己的计算机工作速度很慢，我就给她一个软件让她去检查一下，检查以后她发现，她的计算机只要一打开，就有一百多个后台间谍软件，特洛伊木马，这些东西就开始工作，它们全部占用了系统的资源，只要一联网，它们就跟它们的主人通讯。我说，你这样的计算机怎么能叫你自己的计算机呢？都是别人给你掌控着，别人叫你不能工作你就不能工作，别人叫你死机你就死机。这些东西，他们的计算机概论课都没有教会他们，我们还要教会他们这些东西。
办公软件的高级用法他们也不会。他们以为WORD就是一个打字机。其实不是的，WORD里面可以做很多东西。你如果会它的高级使用，工作会非常方便，非常快捷，但学生一概不知。比如宏命令的使用，他们不知道。样式单的使用，他们不知道。自动图文集，他们不知道。但这些东西都是译者经常要用的。所以我们在课程中也把这些放进去。这就是我们基础模块的两个内容。还有个内容是文件管理。这个在西方国家大学翻译专业课程体系中是单独的一门课，因为译者有大量的文件需要管理。我们现在没有充足的时间开这门课，所以也把这个内容当作基础模块中的一个内容放在这门课中去了。
李：您说的文件管理是不是指计算机文件的建立、保存、转移等操作呢？
柯：不是指拷贝文件这样的操作。而是指你工作所需要的文件怎样在你的计算机中构成一个体系。这样，你要找一个东西，就不需要一个桌面搜索引擎去乱找。比如google桌面搜索，它会为你返回到一大堆，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个东西。在这么多东西中，你如何能找到你需要的东西呢？所以我们对文件要有一个编码，什么类型的文件你要给它一个码，用工具把它们连起来，这样，你要找东西时，一打入这个码，所有跟这个码有关系的东西就呈现在你的面前。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我所有的工作文件，我可以在一张网页上找到。我用我的工具把它们都联系起来。我用firefox，因为firefox不像IE，IE要寻找东西要打Ctrl＋F。firefox你可以直接打编码。比如，我要打lc，lc就是corpus linguistics。我就打lc，它马上就到语料库语言学的网页中去了，语料库语言学方面的文件就全在这里。这样才会避免使用搜索引擎的方式。搜索引擎是我们不得已的时候才用的。Google早就有桌面搜索引擎，微软也做了。而这些搜索引擎要占用大量的硬盘空间和处理器时间，因为它不断要做索引。你不断工作，它就不断做索引。所以使用搜索引擎是一个笨人的办法。你要找什么东西，打一个东西出来，它啪啪啪给你找出很多东西来，然后你不得不一个个打开看。这样找资料是太痛苦了。应该是把你所有的东西，分门别类，编好码，然后在你找的时候一下子呈现在你面前。所以文件管理也是基础模块的内容。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有两个模块，一个是基础模块，一个是核心模块。基础模块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个人计算环境的建立、维护和安全，第二个是常用的办公软件的高级使用方法，第三个是文件管理。核心模块也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语言技术在语言和翻译研究和实践中的使用，包括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和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是重点。第二个是计算机翻译，包括机器翻译和机助翻译。第三个是计算机术语管理。
从这个课程结构可以看到，机助翻译只是语言和翻译技术中的一种。如果我们只教这个东西，学生学的东西很少。而且这个技术本身根本用不了一门课去教，因为机助翻译技术没有那么复杂，它很单纯，它就是语料库，是个数据库。如果你学过数据库技术你就会知道这一点。如果只教机助翻译工具的使用，那学生学到的知识面就太窄了，跟他实际工作的需要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没有叫“计算机辅助翻译”这个名称。虽然我们也会用这个课标，但我们把它解释成广义的计算机辅助翻译。狭义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就是使用翻译记忆的管理工具，其实就是一个数据库管理工具，它是广义计算机辅助翻译的一小部分。
李：这些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学生只是在课堂上模拟翻译工作中使用还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在用？他们主要采用哪些软件？
柯：有些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他们有些在翻译企业工作，这些企业会要求他们用。他们用得较多的是TRADOS，虽然我个人认为WORDFAST更适合个人用户使用。我们并不只教TRADOS。我们会比较公平地分配时间。我个人觉得TRADOS从工艺设计方面是很糟糕的。其实法国人开发的Déjà Vu是最好的，功能最强，设计非常精美，整体性非常好。WORDFAST也很好。我觉得应该给这些好的工具其相当的位置，不能只偏向一家。
五．关于MTI人才培养与师资管理
李：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开设MTI教学点以来，2007年第一批15所MTI院校获批，2009年第二批25所获批，2010年第三批118所获批，迄今我国已有158个MTI教学点。最早开始试点的是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上述两所院校的培养方式有所不同，在业内会议交流中，分别被称为南大模式和上外模式。一般认为，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是，南大模式重学生研究能力培养，上外模式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以毕业论文为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学位【2007】11号）规定，学生可以写三类毕业论文，分别是项目研究报告、实验报告和研究论文。而上外目前的实践是主要让学生写案例分析。上外认为，这种结合具体案例的方式能结合实践，是最符合MTI培养目标的一种方式。[5]而南大似乎并没有要求学生只能写案例分析。当然，在MTI培养过程中，各种看法都有，比如就毕业论文而言，有些老师和学生甚至认为，MTI学生没必要写毕业论文。您认为南大模式优势在什么地方？和上外模式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互借鉴的地方？MTI毕业论文应该有怎样不同的要求？另外，关于MTI师资管理方面，业内也有很多讨论。比如今年的《东方翻译》第1期就组织了一批文章，以上外高翻学院为主，讨论MTI的培养问题。何其莘老师[6]和柴明颎老师[7]就都写过文章，提出MTI专业硕士培养与师资管理密不可分，当前高校师资的管理模式存在不利于MTI培养的地方。
柯：是的，（MTI试点）他们上次来（南大）验收的时候，好几个（MTI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就提到专门配套师资。当时把我们副校长也邀请来一起开会，目的也就是要学校重视师资配套问题。
李：关于MTI师资管理主要有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教师聘任资格问题：如今应聘高校教师，一般至少要有博士学位，高级职称等等要求，但外面翻译实践做得多的人，往往没有这些资历，而且要拿自己的翻译实践成果去评职称，也是评不上的。二是要求MTI教师要有翻译实践，有非常细化的量化要求，比如要求笔译教师要有至少二十万字的笔译作品，并有证据证明自己在不断从事翻译实践。对教师指导学生也有非常明确量化的要求，比如指导每个笔译学生至少要有二十万字的笔译作品，指导每个口译学生不少于六百个磁带时的工作量。但不论是教师自身的翻译成果还是指导学生翻译实践的成果，在科研处和人事处都不受认可，尤其是评职称时不被认可。您认为在师资管理方面应该有哪些做法，既能有利于MTI学生培养，又能有利于MTI教师的职业发展？
柯：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先谈南大模式和上外模式。南大的确是保留了以翻译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为主组成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证专家小组提出的三种论文模式，但我们实际采用的有两个形式，一个是案例研究（或者评注翻译）的模式，另一个是实验研究（主要是口译方向）。研究论文的形式我们保留了。在讨论的时候也有老师提出不要这个研究论文，不要学术化。南大整个冲淡了专业概念，强调大类培养。本科阶段在推行“三三制”教学，就是把学生一分为三，其中有三分之一从事本专业学术研究和教学， 将来要肩负继承并发展自己专业重任。另外还有三分之一从事跨专业的工作，三分之一学生将来搞创业，不再从事自己的专业。在这种背景下，大家觉得，MTI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本来是打算读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的，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是来读了MTI。他们本身的素质是学术型的。所以我们还是留了这样一条路给他们。我们的学术硕士有一门课是“研究方法”，是要修一年的。MTI没有这门课。但我们告诉MTI学生，如果要走写研究论文这条路，是一定要修这门课的。但据我所知，目前我们几乎没有学生走这条路。所以，南大模式和上外模式本质上是一样的，可能没有什么差别。
在师资队伍考核的指标上，我不知道上外是具体怎么做的，但据我所知，南大迄今为止，并没有把MTI的特殊要求考虑进去。老师的管理和评聘跟其他专业还是一样的。这样，MTI老师必然要花很多时间去写论文。当然，他们可以写MTI教学论文，这也算科研。但是，MTI老师是不能只研究翻译和翻译教学，他必须要亲自做翻译。一个翻译老师如果自己不做翻译，却来教翻译，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这样学生就可能会受到很不好的影响，就是“纸上谈兵”，能说不能做。而老师要做翻译，他是要花时间的。这个问题绝对不是院系可以解决的，需要在学校甚至更高的层面去解决。比如我们英语系和MTI办公室就解决不了，因为这些老师评职称是要到人事处去评的。我觉得MTI教学界应该多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通过MTI教指委，向国务院学位办反映这个要求，看学位办能否由上至下给出一些政策调整，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可行的一条路。而且，现在来看，无论哪个学校，（下面的院系）想要说服学校领导，都不太容易，现在学校的行政化很厉害，而且要指望学校行政班子里有懂翻译的人，基本上不太现实。
李：通过教指委向国家学位办反映问题效果如何也未可知。从国家学位办角度来看，翻译硕士无非众多专业硕士中的一种，其他还有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教育硕士、工程硕士等等。其他专业硕士比翻译硕士历史更为悠久，有些招生规模更大。这些众多的专业硕士也都有教指委。但我并未听说这些教指委有比较强烈的关于师资管理差异化的要求。以MBA为例，他们也许影响力很大，在高校内部就能够在师资管理方面作出调整，比如上外前些日子就正式聘请卫哲为特聘教授，他的评聘并没受到那些评职称关于教学、科研等方面条条框框要求的影响。[2]而我们翻译界似乎这方面的灵活做法就比较少。
柯：象上外这种做法是比较灵活的。但在大部分学校可能还做不到。还是需要自上而下的一些推动才有可能。我们普通的翻译老师，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也只能通过教指委反映这些问题。在学校层面，有远见有魄力的高校其实完全可以制定自己的教授评聘体系，不一定都随大流。象在南大这样的学校，学科众多，各有特点。学校的这套评价体系也不见得大家都赞同。但是老师们也不太理会这件事，而是各自在按照自己的专业特点，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做自己的事情。南大虽然也有行政化的问题，但一些传统中无形的东西还是在的。虽然也有比较功利化的评价方法，尤其是对年轻教师要求比较多。但对于老教师，对于基础学科，还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来看他的成果。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也可能一辈子搞不出突破性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辈子的研究毫无意义，他至少是为其他的研究探了路。如果一味按照现在一刀切的评价方式，我们国家的原子弹也是搞不出来的。象邓稼先这样的老先生，原来都是很有成就的，也发表论文，也参加国际会议的。但一加入到原子弹项目后，他们就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了，不能发表论文了。如果按照现在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来看，他们如果忙着写论文，就不要搞什么原子弹了。所以，我觉得，科学界慢慢会改变自己的一些看法。这可能要不了多少年。我相信，上层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他们会慢慢认识到这些问题。他们统一了认识之后，制定相关的政策，那么下面的一切就变了。所以，作为普通的外语和翻译教师，在认真从事研究和实践的同时，我们一是要有耐心，另一个是要做积极的说服工作。有条件的学校，应该自己在改革方面探探路。我们不能一味死板被动地执行教指委的指令，或者被动地等着教指委来救我们。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研究，我们来实验一种做法。这样，也许教指委也能从我们下面的实践中得到一个试点经验，向其他兄弟院校推广。我相信教指委会支持这种按照学科规律，在实践中改革，并总结先进经验的做法的。他不会给这种做法打棒子。
参考文献
[1] 张经浩. 翻译不是科学[J]. 中国翻译. 1993(03).
[2] 苏陇. “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对《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的一点意见[J]. 中国翻译. 2000(4): 62-63.
[3] 谭载喜. 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介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J]. 中国翻译. 1982(04).
[4] 黄振定. 翻译学是一门人文科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02).
[5] 李红玉. 论MTI学位论文的整体设计－－上外高翻综合改革专题理论文章（之五）[J]. 东方翻译. 2012(1): 25-30.
[6] 何其莘.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建设的三大难点－－从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中期验收谈起[J]. 东方翻译. 2012(1): 4-7.
[7] 柴明颎.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一种较为宏观的思考－－上外高翻综合改革专题理论文章（之一）[J]. 东方翻译. 2012(1): 8-11.
作者简介：
李华东，男，1970年1月生，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曾于2010年6月至2012年5月在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邮政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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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王祖有等著《外语名家访谈录》[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 年], 第201-214页.)
[1] 原来从属于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全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调整为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全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范围比前者宽泛，不仅包括哲学，还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2]卫哲，男，1970年生。嘉御基金创始人和董事长。1993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历任万国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普华永道”（PWC）高级经理，东方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2000年出任百安居（中国区）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2002年出任百安居（中国区）总裁。2006年11月出任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兼企业电子商务（B2B）总裁，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2011年受聘上外MBA项目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