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未竟路——修订《和合本圣经》的崎岖历程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万兆元
摘 要：《和合本》自1919年出版以来，逐渐成为华人基督徒推崇的权威译本。为了使这个译本臻于完善，在过去的80多年里出现了多次修订的努力和尝试，但却一波三折，成效甚微，仅出现了几部小规模的修订本，而比较全面彻底的修订目前仍在进行之中。本文以年代为纲，对这一漫长而又崎岖的修订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圣经翻译；和合本；修订
基督教（新教）在华的传播与其圣典——圣经的汉译是密不可分的。1807年，首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一到中国，就着手翻译圣经。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许多圣经译本，其中最杰出的就是由十多位传教士耗时30年翻译的《国语（官话）和合译本》（现在通称《和合本》）。该译本采用当时通行的“官话”（即后来的白话文）翻译，易读易懂，在“信、达、雅”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出版后很快成了华人信徒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权威译本（参看庄柔玉，2000：32）。但是，这并不是说《和合本》是完美无缺的，例如：它所采用的旧式标点符号需要改进；由于圣经研究的进步，少数与原文不大相符的地方需要修正；而且随着白话文的发展，一些原本通顺的语句也变得笨拙难懂。因此，《和合本》出版后就出现了一系列修订的努力和尝试。
关于修订情况及其结果的介绍，散见于不同的书刊中，不是略去早期的或是没有成果的修订努力，就是没有涉及最近的修订情况，因此有必要对《和合本》的漫长修订历程作一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梳理。
《和合本》在出版后的40年中，经历过数次尝试性修订（不过主要发生在20年代）（尤思德，2002：345-346），其中包括刘延芳和司徒雷登等人组成的修订小组的尝试，周作人对部分经卷标点符号的修订，以及稍后成立的一个保存委员会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产生任何重要成果。《和合本》在此期间的唯一改动，就是1939年版的书名由原来的《官话和合译本》改为《国语和合译本》，以反映“国语”一词的通行用法。
该版的主要改动主要包括：将正式书名由原来的《旧新约全书》改为《圣经》；修订了极个别词目，如将“亚比亚”改为“亚比雅”，以避免“亚洲比亚洲”之意；进行了一些编辑方面的改动，如排列新段落，配上分段标题，双栏排印经文，加上一些插图等（尤思德，2002：346）。新版本受到了信徒的热烈欢迎。
60年代初，联合圣经公会的翻译研究部主任尤金·奈达博士会见华人教会领袖，商讨《和合本》的修订事宜。1965年达成共识，决定依据圣经原文，对《和合本》进行有限度的、以修饰文笔为重点的修订，随后制订了翻译原则和程序，还组成了翻译委员会（尤思德，2002：346-348）。
然而，这个修订计划后来却被翻译一部新译本的计划取代了。1966年，在“动态对等”理论指导下翻译的《今日英文圣经新约》出版，得到了几个圣经公会的强劲推荐，赢得了许多读者的认可；于是，在其它语言中也展开了以同样的理论为指导的译经计划。同时，原来在圣经翻译上各行其是的华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也开始尝试共同翻译圣经（参看尤思德，2002：348-350）。这样，在翻译新理论的指导下，翻译一部“新”的汉语“共同”译本，似乎显得比修订旧译本更为迫切必要，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现代中文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成为真正的“共同”译本）。
20世纪70年见证了中文圣经翻译与出版的高潮，先后涌现的数部新译本。然而，这些译本并未能取代《和合本》的地位，后者依然是华人教会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权威译本，因此修订《和合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80年代又凸显了出来。
“文革”之后，大陆教会的一些学者（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师）有感于白话文的发展和圣经研究的进步，于1979年夏开始对《和合本》进行修订，重点为采用现代标点，校订个别错译的词句和错用或使用不当的词汇（尤思德，2002：356-357）。这次校订完成了《四福音》、《诗篇》、《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初稿；然而，由于不久金陵协和神学院复校，教务繁忙，修订工作被搁置了下来（汪维藩，1992）。
联合圣经公会于1988年推出了《新标点和合本》。该版所做的修订主要包括：编辑性改动，如使用通用标点符号、按诗体排印原文为诗的经文等；使用新的段落标题；对人地名按通行用法进行了修订；按现代用法区别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以现在通用的字代替了某些不再使用的字等。这个版本在语义和文体上并没有什么改动，在海外华人信徒中推行时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反对（不过也有人对人地名的改动提出了不同意见）。
1989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1998年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刘重明，2005）。除了用简化字印刷，该修订本的改动与《新标点和合本》类似，不过对人地名的修改幅度差别较大，前者只改了28对，而后者则改了54对（如“推罗”不改为“泰尔”，因为前者更接近原文的发音；详见刘重明：2005）。这一没有涉及语义及文体的修订本同样得到了大陆信徒广泛接受。
浸礼宗教会1991年开始修订《和合本》，1993年完成并出版《现代标点和合本（浸、神、红字版）》。这实际上是对《新标点和合本》的一次保守修订，因为除用“神”翻译“God”、用“浸”指“baptism”外，标点方法和代词的使用一如《新标点和合本》，而修订的人地名却远远少于《新标点和合本》（这也说明了该会对《新标点和合本》修订的人地名有异议）。（尤思德，2002：355）
1996年，华人圣经会（台湾）负责人王正中牧师主持修订《和合本》，1999年由台湾浸宣出版社出版《圣经双排版》。修订部分采用双行排列，原经文在下，修订经文在上。与上述三部修订本不同，双排版并未修订人地名，其重点是修正“与圣经原文字义不吻合的地方”和“偶有出现的文言或不雅、难懂的字句”（见双排版说明）。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完成的涉及语义和文体的修订本；不过修订幅度很小（尤其在文体方面），例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51节经文中，仅有三处改动。因此，双排版还不能说是一部彻底的修订。据悉（刘重明，2005：个人通信），目前王牧师准备进一步修订《和合本》，计划出一部《标准本》。
早在1983年，联合圣经公会就与华人教会领袖商讨修订《和合本》，1984年议定修订原则，1985年在台湾开始修订工作，1986年出版《马太福音》（试用本），2000年出版《四福音书》和《罗马书》的修订试用版；原来预期2003年出版《新约》修订本，在20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200周年时出版全本圣经修订本（王佩仪，2005）。不过修订进度好像要比预期的缓慢，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修订本《新约》的出版。
这次修订参与面较广。联合圣经公会2000年“正式授权香港圣经公会主导[修订]工作”（王佩仪，2005），并邀请中国基督教协会参与。为使修订本能让中国境内及海外华人信徒所接受，“这次修订采纳中国内地的用词”，广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的牧者和学者担任审阅委员和译经顾问，而且译文“除香港修订、审阅外，还得由中国基督教协会方面审订”（王佩仪，2005）。
至于修订的原则，2000年出版的《四福音书》（试用本）在前言中谈到了修订的情况（实际上是原则）：译文要忠实，“对每一个句子、词汇、字眼，包括标点符号都对照原文，并参考各种译本仔细推敲，反复琢磨，力求使修订后的译文更加符合圣经的原义”；文字要晓畅，“对较古僻、容易产生歧义和不符合今天人们表达习惯的字、词、句都作了适当的修改”；力求保留原有风格，“可以不改的地方尽量不改，需要修改的地方尽量少改”。可见，修订本努力在信达与保留原《和合本》风格中寻求平衡。
由外国传教士于80多年前翻译的《和合本》，出版后不久就有了修订的需要，而且也出现过不下十次的修订尝试，但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全面彻底的修订本！尤思德（3002，359）将此归因为华人信徒对圣经翻译持有的极端保守心态，认为“华人教会不能容忍他们的‘经典’有任何重大的改动”。华人基督徒无疑对《和合本》的修订持极其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圣经不能随人的意思改动，“与其被人作了错误的修订，不如还是保留现有的版本好”（刘重明，个人通信）。另外，华人教会对修订工作的重视不够，华人圣经学者也比较缺乏，这些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刘重明，2005：个人通信）。
刘重明. 关于和合译本修订问题的探讨. 2005.3.5捡自http://lcming.51.net/xdhhbdtt.htm.
王佩仪. 修订和合本圣经—访李志刚牧师. 2005.3.5 捡自http://www.ccma.org.au/mission_dec02/dec02-bible.htm
汪维藩. 圣经译本在中国[J]. 《宗教与文化》, 1992(1), 71-84.
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M]. 蔡锦图译. 香港: 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 2000.
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圣经翻译史》[M]. 香港: 中国神学研究院, 1993.
庄柔玉 《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权威现象研究》[M]. 香港: 国际圣经协会, 2000.
《四福音书》（和合本修订版试用本）, 香港：圣经公会, 2000.
《圣经双排版》, 台中: 华人圣经会——浸宣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