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抉择

——从存在主义文学看存在主义哲学

 

柯 平

 

一 “存在先于本质”... 2

二  抉择的自由... 3

三  为抉择承担道德责任... 5

四  着眼点与世界观... 5

五  为生活的哲学与文学... 6

 

 

       美国现代著名诗人、文艺批评家T.S.艾略特在剧本《鸡尾酒会》中，写到二种不同的生活道路。一位名叫西莉娅的女士因为精神空虚，前去找一个心理治疗专家亨利先生，求教如何过真正的生活。亨利先生指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与平凡的生活妥协：

 

做些平常活维持生计，

学着不要期望过份，

容忍自己也容忍别人，

送东西给人，也收人所赠。

不叫苦，不怨人；

早晨道别，晚上再见。

守着炉火扯扯闲，心满意足过一天。

两人知道自己彼此互不了解，

生出的孩子不了解他们，

也同样不被他们所了解。

 

西莉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认为这是一种投降。于是亨利先生说还有第二条路可走：

 

如果您有勇气，那么还有一条路。

我可以用熟识的语言描绘第一条路，

因为它就在我们身边人们的生活里，

所以已同我们大家照过面。

第二条路却前途未卜，

因此需要信念——

一种因为幻灭而产生的信念。

这条路通向哪里并不清楚，

到了目的地之后您才能知道；

您将要做的是没有向导的旅行。

但是这条路会让您得到

您在错误的地方寻求不到的东西。

 

下面是西莉娅和亨利先生的对话：

 

西莉娅：听起来这正是我所想要的。但是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亨利：  您所选择的道路自己会规定您的责任。

西莉娅：走哪一条路会更好些呢？

亨利：  走哪一条路都不会比走另外一条路更好。

        两条路都有所必要。

        在两者之中选择一条

        也同样有所必要。[1]

 

       以上所引的这个片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存在主义哲学中一些主要观点的文学表述。存在主义思潮起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风行于整个欧洲和美洲，成为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人本主义哲学流派和为中产阶级与青年学生们广为接受的一种世界观与生活方式。这种广泛的流行性一方面是因为存在哲学回答了大动荡时代里西方人精神意识上产生的尖锐问题，另一方面也同存在主义哲学进入文艺领域不无关系。当代最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卡缪、让-保尔·萨特和索尔·贝娄分别在1957、1964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明存在哲学已越出纯哲学探讨的范围，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和世界。本文拟结合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简要分析存在哲学的主要思想。

 

一 “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主义哲学的三个代表人物——德国有神论者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无神论者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和法国的无神论者让-保尔·萨特（1905-1980）——对人的境遇、人的价值、人的前途和命运等存在哲学所关心的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的哲学思考都是从“人的存在”这个问题出发的，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2]。

       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指的是个人的存在。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存在总是具体的人的存在，是你的存在，我的存在，他的存在……。存在哲学创始人索伦·基尔凯郭尔（1813-1855）为自己的墓碑所题的墓志铭就是“这个个人”。存在主义所说的“本质”，指的是一系列显现出来的、稳定的东西，或者称之为“现象之有”，也就是使一物成为该物的那些稳定的特征，是人后来要以身实践的某种规定性。“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命题的意思是：人刚在世上降生时是没有本质的；人的本质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是由他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行动造成的。换言之，首先是人的露面、出场、存在，然后才有人对自身特征与价值的证明。

       “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原理的提出有其客观历史的背景，它直接针对的是种种把人看成某种绝对或无限之物的体现的唯心主义哲学。在阐述人的问题时，历来的唯心主义哲学都认为本质先于存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认为上帝按自己的面貌（本质）造人；法国启蒙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的天赋本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则认为人是“绝对理念”的体现。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西方世界的强烈震撼却使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成了问题，因为大战的炮火使资产阶级关于理性王国、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道理都成了幻影；有关人类尊严和价值的各种理论体系都不再起作用了，人类似乎失去了理性。人类的理想、尊严和命运都成了战争狂人任意践踏的对象。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前途和命运是什么？这些成了社会各阶层人们思考和关心的大问题。二十世纪初在德国思想界居主导地位的生命哲学把“生命”描绘成随历史发展而演变的“斯芬克斯”。这种哲学已使人们感到失望。存在哲学便在这时应运而生了。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审时慎思，得出人的存在是荒谬的；存在可以归结为“无”的结论。雅斯贝尔斯承认：“1914年以来对于每个人都发过个人生存的震动。我的哲学思维在此期间决未遭受过任何破坏。危难极境、边缘状况自来是我的哲学思维的源泉。”[3] 萨特认为：“存在就是人们可以从疏离中想出来的无：它必定会突然把你淹没，它始终在你之上，它像一个巨大的、不活动的野兽一样沉重地压在你的身上——除此以外，这里什么都不存在。”[4] 在这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可以见到存在是荒谬的思想，如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描写医生在大雪天出诊，正苦于没有马车时，从猪圈冲出两匹神奇的骏马。他到病人家治病，却被人剥掉衣服，硬按到垂死病人的床上。

       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大动荡所引发的人类是非理性的、人生是荒谬的看法，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才宣布人生并非先验地具有什么意义；是存在先于本质，而不是相反。

 

二  抉择的自由

       作为“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基本原理的必然推论，人是自由的。人的本质由自己抉择，人的未来也由自己决定。海德格尔说：“Dasein [生存或人的实际存在] 永远是自己的可能性。”萨特说：“假如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5] 在萨特看来，自由意味着抉择的自主权或否定抉择的自由权（不作抉择本身也是一种抉择）；自由是绝对的，（尽管抉择受标准支配，担标准本身也是被抉择出来的，因此无法用因果性来解释人的行动。）它以自身为目的，是排他的；个人自由的作用就是在诸多可能性中进行抉择，创造自己的本质和命运。萨特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就体现了存在主义抉择自由的思想。在三部曲的第一部《成年》（1945）中，主人公马蒂厄选择的是个人自由。他对现状不满，但无能为力。在第二部《弥留》（1945）中，他和其他主人公不再在私生活的小天地里探索抽象的自由，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风骤雨里“介入”了生活。三部曲的第三部是《心灵之死》（1946）。1940年夏，就在法国政府宣布投降之时，马蒂厄加入了敢死队，抵抗德国侵略者。在一次伏击战中，其他士兵都躲进地窖，马蒂厄却勇敢地登上一个钟楼阻击敌人。在英雄与懦夫之间，他选择成了英雄。

       存在主义者承认人的承在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受到社会历史的调节，但认为真正的自由却是排他的。个人为了回复到自己真实的存在，必须离开他人，摆脱集团社会的束缚，因为当做为个人的人与社会之间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时，这种个人就已不复为真正存在（实存）的个人，而成了被对象化的、失去了个性的、被他人、团体或社会所吞没的人，总之，是被异化了的人。海德格尔视个人和社会中的人（无人称的人，比如英语里的man）为绝对对立的两极。他有一句名言：“社会是沉沦了的人的祖国”[6]。美国存在主义作家索尔·贝娄在短篇小说《寻找格林先生》里，描写了一个救济金发放员寻找自己的一个服务对象——老格林先生——的过程。他历经周折，见过许多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名字都叫做格林的人之后，才找到了真正的格林。小说形象地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个性和自由的破坏。

       1944年上演的萨特的哲理剧《禁闭》表现了三个鬼魂在地狱里对各自生前罪孽所作的忏悔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你争我斗。有人根据剧中人加尔森所说的话“他人即地狱”，断言萨特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太悲观。然而萨特本人指出这是误解：只有害怕别人评断的人才会视他人为地狱，而许多人并不怕别人评断；像加尔森那样死后掩饰自己是徒劳的，关键在于生前选择做怎样的人。由此可见，萨特这出剧的要旨并不在于表现人的假面具和真面目之间的对立，而在乎阐明人生选择的重要性。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存在主义在人的真实存在（人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本能的存在）与非真实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之间所做的区分是比较武断的。人是社会动物，同他人交往是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要素。伪装自己、尔虞我诈绝不能推广到所有的人，因为人有了解他人，也为他人了解的心理需要，也有利他的本能。任何一个有健全意识的人都不可能否认这一事实。

       此外，存在主义的自由观过份从意志自主这一方面去理解自由，而没有相应地考察自由的另一方面——即对自然与社会规律的认识，以及自然与社会规律对人生抉择的制约作用。诚然，一个人在重大问题上该作何种选择，采取何种行动，最终应由他或她自己决定，没有他人具有代其决定的先天权力。但行动的成败得失却不完全是人的主观方面可以决定的，它要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要接受他人与历史的评判。况且意志产生过程的本身就牵涉到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背景都潜在地影响着人的欲望、意向和行动。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这至少是片面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主义在基本立场和态度上继承了叔本华和尼采所代表的权力意志主义。

 

三  为抉择承担道德责任

       存在哲学所说的“自由”同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追求的自由，其含义是不同的；它意味着人要自己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能求助于上帝、普遍的人性，或者客观的必然性。上帝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一切想要在理念的天国中寻求价值标准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了（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人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危机，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上帝死了”）。人没有了行动的诫律和依据，个人是孤独的。同样的，因为不存在普遍的人性，所以也就没有一种普遍的伦理观念能够指导人的行动。人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和抉择。对于现代人的这种处境，萨特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我们被判处了自由这种徒刑。[7]”

       既然人的一切行为必须由人自由抉择，那么，对人的行为和命运负责的就只能是人自己了。“责任”于是成了存在主义关于行为评价的伦理学范畴。萨特强调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反对把不道德行为归诸于客观原因。即使被迫参加战争，也要承担参加战争的责任，因为你可以选择当逃兵。1943年上演的萨特的剧本《苍蝇》揭露了法西斯政权的丑恶，并且说明：在社会领域中存在着互相对立的道德原则，在行动者还不能确定哪种道德原则是正确的情况下，他必须有勇气进行抉择，做出决定，并为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自由的。

       个人的抉择不仅会涉及自己，而且会涉及别人以至于全人类，因此，个人也必须因为自己的行动而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卡缪在长篇小说《鼠疫》（1947）中歌颂了为了全人类勇敢采取抗恶行动的精神。小说写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发生了鼠疫，四座城门紧闭（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此城也是茫茫宇宙中小小地球的象征写照）。城中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听天由命，有人打算逃跑，也有人主张抵抗。最后人们团结起来向鼠疫开战，才保全了城市。萨特的代表作《死无葬身之地》（1946年上演）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法国抵抗运动几名游击队员被捕后对自己行动和命运的抉择。为了不做叛徒，他们有的以沉睡来迎接酷刑；有的因为担心抗不住酷刑而跳楼自杀，以免招供；有的为把敌人引入歧途而作伪供；有的年幼胆怯，不能作出正确抉择，便由他的同伴代为抉择——把他掐死。作者通过这一系列抉择告诉观众：每一个人都应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让别人替自己选择并承担责任是不光彩的。

 

四  着眼点与世界观

       以上我们分述了存在主义的主要原则及其文学体现。存在主义者之提出这一系列彼此之间有着紧密逻辑关联的原则，与他们研究的入手点以及整个的世界观是分不开的。

       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是从观照人类境遇的消极方面以及人类心理的病态部分入手开始自己的研究的，这使得他们的世界观带有某种悲观的色彩。萨特的长篇小说《厌恶》（1937）就以一个青年从某一天起突然产生的厌恶一切的感觉为主题。主人公无论如何都不能摆脱这种厌恶感。他（也可以说是作者）并且找到了厌恶的根源：“‘存在’的关键，我的‘厌恶’的关键，我的生命的关键”是“荒谬”。存在主义哲学正是基于“人生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世界观，才建立起自己的第一原理：“存在先于本质”。但是，不难看出，这种把心理上局部不正常的状态，如恐惧、厌恶等等推广为人类意识的根本特征，视作哲学的本质问题的方法有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缺陷和反理性主义的性质。世上有些人可能永远都讨厌生活，有的时候也可能所有的人都对生活抱着厌恶的态度，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永远地厌恶生活。

       存在主义悲观的世界观在客观上有其危害性。它毁灭每一种理想，取消了集体责任。我们看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经使对人类文明作出过许多伟大贡献的德国人民变得如此软弱，以至于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五  为生活的哲学与文学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存在哲学否定人生的前定意义，目的并不是要否定生活。在“乐观的”法国存在主义者那里，认定人生的荒谬，正是为了赋予它意义。畏惧产生于对虚无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心理治疗作用，正可以引导人们去过真实的生活——根植于自身，同他人、世界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生活。雅斯贝尔斯说：世上一切终归毁灭，因此，人们要学会生活和爱。他使我们想起佛在临死前说过的话：“所有复合的事物都要衰亡，勤奋努力吧。”[8]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存在首先是存在的方式问题，也就是对存在意义的探求。萨特主张文学干预生活，认为“发言就是行动”，“揭露就是变革”。这些都明证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对生活所抱的严肃态度。

       存在哲学对西方、乃至于东方的知识与文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存在主义哲学中关于每一个个人都应为自己的抉择承担道德责任这一重要观念的影响），它是20世纪人类精神的宝贵遗产之一。